“在珠江三角洲，每年有四万根以上因工伤而造成的断指。我常想，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，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。但是，我必须把感受写下来……”
2007年5月21日，在人民文学奖颁奖台上，郑小琼谈着获奖作品《铁.塑料厂》的创作动机。这位衣着素朴、身材瘦小的27岁打工妹，表情羞涩地跻身在当今文坛大腕们中间，最不起眼，获得的掌声却最长久，最热烈。
纵然身处泥淖，我也能仰望天空：白梓灯下，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，散落如铁削，片片坠地，满地斑驳，抬头看见，铁，在肉体里生长……
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贫瘠得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小村庄，“附近的村子就叫一村、二村……我家住在十二村，”她说。
1996年，她考上了南充卫校。在那个年代，考上卫校，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，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。于是，她带着全村人羡慕的眼光和家人骄傲的期盼，来到了卫校。
4年，为了供她读书，家里欠下了近万元债务。毕业后，学校不再包分配，她只得去了一家乡村诊所。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，她一直拒绝回忆。那家乡村诊所，“根本就是骗人的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害人啊，良心不安啊！”
郑小琼不顾家人反对，像无数农村青年一样，卷起行囊，背井离乡，踏上了漫漫打工路。2001年来到广东东莞，冷酷的现实立即给了她迎头痛击：先被一家黑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；换到一家家具厂后，没日没夜地干，月底工资卡上却赫然只有284元。
“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，招两三个人，就有两百多人排队。先让你跑步，做仰卧起坐，看看你体力怎么样，反正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人都没有尊严了。”回忆往事，郑小琼还有些愤愤不平。
她还去过玩具厂、磁带厂……频繁换厂的结果，就是生活更加举步维艰。时常挨饿，还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人搜查暂住证，“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，看你在不在，外面又下着雨……有些家里带着的小孩，‘哇’地一声吓得哭起来……特别是那个手电筒‘刷’的一下照着你，那种感觉……”梦魔般的日子，“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没了”。
几番辗转，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，进了一家五金厂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的，但对她来说却是一座火山，让她迸发出无尽的灵感。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，每人每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，购置生活用品或办公事。有一次老乡来看她，等到下班，两人只能搁着铁门说上几句话，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。
她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，十二点下班，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，五点四十五分下班，六点半加班，一直到九点半下班。每月5号，她可以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。
在郑小琼看来，“这是挺好的工作了”。她一待就是5年。
五金厂的流水线上，人只是一种工具。所有人都没有名字，只有工号。在这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，人们只会喊：“喂，245号。”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，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，摆好、按开关、打轧然后取下再摆，不断地重复。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贴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。第一天干下来，她的手已磨得血肉模糊。下工后，钻心的疼痛加上疲惫，她几乎不能走路。
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
每天，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，乡愁的中央，居然是，站立的菏，飘出淡淡的清香
郁闷的时候，郑小琼就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一下班便扒在铁架床上，写乡愁，诉苦闷。打工中所有的辛酸和苦痛，以及漂泊异乡的孤独感，使她的思乡之情如野草般疯长，凝固下来，变成一行行灵动的诗句。